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度共出台相关文件1605件，其中来自于国务院、国家卫计委等国家层级的政策372件，各地方层级的政策1233件。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4件医药产业相关的政策出台。对于产业来说，密集出台的政策无异于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稍有不慎便是生死之忧。

　　可以看到的是，不管是明确一致性评价时间节点，还是全面推广两票制，亦或是对药品采购机制的调整，所有政策的目标，都在于保证更好的用药品质，进一步挤压药价的水分空间。尽管这明显不符合作为商业环境一分子的医药产业相关者的短期利益，但毫无疑问，以“降价、控费、合规”为核心的政策走向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而对此仍抱有侥幸心理的企业，怕是还要仔细掂量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在政策大势中逆流而行的能力。

　　七种死法

　　不过，一个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是，在医药行业正进行着的大洗牌中，相当数量的企业将会死去。耿鸿武总结了医药企业可能会面临的几种死法，整理如下：

　　2016年11月，广西药品招标。由于网络故障，大约6000个品规在广西医科大学联合议价体针对直接挂网产品的再次议价过程中，未能及时收到议价回复。更严重的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议价联合体选择参照此次议价结果，也就意味着此次未议价成功的企业，将在广西市场直接被踢出局。这也直接导致了诸多药企直接在广西省卫计委前拉开横幅，“散步”抗议。

　　这是典型的“资格死”。对于医药生产企业来说，尽管面临着日趋严格的降价压力，但不得不争取到的，还是各省市的中标资格。只有中标，才有进一步争取利润空间的希望。而没有资格，则将毫无悬念的直接出局。而在各地招标互相参考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同样考验资格的还有医保目录。时隔七年之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哪些药能进?哪些药要出?进来的自然是皆大欢喜，而出去的没准儿就自此一蹶不振。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临床路径之下，随着按病种付费模式的逐渐推行，能够进入临床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资格，一切都只能免谈。

　　2月4日，医改先锋福建省发布了基于医保支付价的药品限价阳光采购规则，直接规定一家生产企业在同一片区只能指定一家配送企业配送本企业所有挂网药品。自此，配送商也面临着资格考验，大家都有肉吃的时代已不复存在。

　　两票制的全面推开，营改增的税务要求，使得财税能力成为制药企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之下，没有一定财税处理能力的企业，一定会死掉。

　　这并不难理解。此前，制药企业一直采取低开代理的销售模式，底价开票给商业公司，至于此后的环节中涉及到的费用则与制药企业无关。但如今两票制的推行使得低开模式不再适用，销售模式只能变为高开。这也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涉及财税方面的经营风险都将转嫁至制药企业身上，如何将高开的费用合理的处理，也就成为了对于企业的最大考验之一。

　　又爱又恨，相信这是不少药企对于医院的态度。爱，是因为医院仍然是药企的最重要利润来源，没有医院的大量用药，药品将无处可销。恨，则是因为回款难。大量的货款被医院拖欠，如果是大型药企，可能情况还会稍微乐观一点，但如果是小公司，几千万的回款未到账，周转融资的功能就会丧失，很有可能就会被直接压死。

　　2017年两会前夕，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曾进行过一次实地调研，期间就有企业反映，在某省会城市，公立医院拖欠药品配送企业的货款已超过100亿元。企业苦不堪言，却又束手无策。

　　而之所以会出现“欠款死”的情况，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医院作为采购方绝对的强势地位。从国家层面，要求取消药品加成，确保零差价，但医院却并没有拿到补贴，于是便拖欠医药公司款项，倒逼药企承担取消药品加成后的“损失”。而没有这个“买单”能力的药企，只能无奈的走向死亡。

　　在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段继东看来，中国医药企业当下总体上处于三种境遇：一类是成功转型突围的药企;一类是苦苦挣扎的药企;一类则是僵尸或待嫁的药企。

　　2016年，大型企业的收购、兼并动作已初步显现，而在2017年，这一趋势将会继续延续。在这种环境下，后两类公司一定会趋于被并购，走向死亡。

　　正在苦苦挣扎的药企，往往没有明显优势，经营状态也在下滑，员工基本都是温水里的青蛙，要么不满现状但不敢改革，要么想改革却不知如何做起，要么想改革但惧怕风险。而僵尸或待嫁企业，整体上已经不具备挽救价值，无论是人才、产品、市场还是技术都有问题。这些企业，注定难逃被兼并重组的命运。

　　“卖药的去搞医疗器械了，卖医疗器械的去卖保健品了，卖保健品的都去搞互联网 去了。”在耿鸿武看来，无论是转型至OTC，还是器械，或是转到非医药领域，缺乏战略性的转型往往导致的就是企业的失败。

　　这并非将企业转型一棒打死。事实上，更多的企业转型都建立在没有充分认清自身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盲目转型。拿到产品收益之后，并没有在专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是跨到毫不相干的领域，例如餐饮、房地产。这种缺乏战略基础支撑、注重短期利益的转型，对于企业来说甚至是伤筋动骨之举。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被发现、公开的药企违规现象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有的是药品销售票账货不一致，有的是虚构药品销售流向，有的是药品购销存记录不真实，挂靠、走票的情况愈演愈烈。

　　事实上，国家层面对于违规行为的严肃查处态度已经十分鲜明。2016年，被撤销的GSP、GMP证书已不计其数;山东疫苗大案，使多名官员遭到处理;严查商业贿赂，甚至搬出“黑名单”的大招。几乎所有事件，都在提醒着各家药企合规的重要性。

　　2017年，对于行业监管的监管只会变得更为严格，而继续顶风作案的药企，只能面临“违规死”的境地。

　　两票制与营改增的双重压力，使得CSO公司进入大家的视野。耿鸿武判断，2017年，CSO不仅会出现，而且会泛滥。但需要引起警醒的是，不要让CSO眼下的繁荣，成为企业慢性自杀的毒药。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下绝大多数在两票制背景下成立的CSO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以过票和洗钱为目的的变种，本质并未较之前发生改变，这是行业公开的秘密。短期内解决票据问题，满足了营改增与税务稽查的要求，但长远来看，这类公司成立的目的恰恰与国家政策大力推行的方向背道而驰，对于企业来说，如果还不能真正理解这一点，那么走上的，实际上就是一条慢性自杀的道路。

　　后续——《2017政策落地年：医药企业的九种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