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的药品为什么会告急呢?国家就不管理吗?诸多救命药时时刻刻地上演全国告急，成本高、利润低、未批准进入中国市场是主要因素，医药界人士呼吁，政府责无旁贷。“亲们帮忙找一种药，中文名JAK2突变抑制剂，在国内是走私的，等救命，帮帮忙。”“跪求放线菌素D、如果找不到这种药，病人只能等死，多少钱都买。”“鱼精蛋白谁能找到现货?等着这个药做手术，请朋友帮忙找找。”

　　朋友圈中发布的求药信息大多是必不可少的救命药。近期，一种称为鱼精蛋白的手术用药在全国多地出现短缺甚至断货。“有朋友让我帮忙找，说有多少要多少，但这不可能，我只好从北京和湖南两家医院调了一些给他应急。”北京一位医疗资深人士表示。

　　这一事件甚至引起了国家卫计委的重视。5月10日，国家卫计委特意回应了鱼精蛋白短缺问题，称因“鱼精蛋白药典标准修订，企业自2015年底暂时停产，并从市场上召回了相关批次药品，导致暂时性供应短缺。”

　　其他短缺或根本没货的肿瘤用药至少还包括，卡氮芥(脑瘤、白血病、黑色素瘤、肺癌等)、替尼泊苷(恶性淋巴瘤、中枢神经系肿瘤、膀胱癌)、紫杉醇脂质体(卵巢癌)、阿法替尼(晚期肺小细胞癌)、马法兰(多发性骨髓瘤)、PD-1(黑色素瘤)等。

　　据国药控股[1.41%]在2010年8月，针对医保甲类药品在各医院的短缺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在调研的645家医院中，缺货品种达到3171种次，平均缺货率为7.07%，其中三级医院缺货1040种次，缺货率为7.13%，二级医院缺货911种次，缺货率为7.24%，一级医院缺货675种次，缺货率为7.89%，社区及县级医院缺货545种次，缺货率为6.02%。

　　 短缺原因：利润低及特效药受限

　　成本高、利润低、受众小是救命药短缺的原因之一，并且带有普遍性。注射用放线菌素D是一种较为小众的肿瘤化疗药物，在全国只有两家企业生产，分别是海正辉瑞制药和上海新亚制药。但上海新亚制药在多年前就由于生产成本过高、成本过低而停止生产。

　　海正辉瑞制药副总裁杜加秋曾出示了一份2006年制定的放线菌素D的生产成本核算单，在当时的生产工艺条件下，放线菌素D有10%的利润空间，但是近十年来，生产成本在上升，而销售的价格没有随着上涨，反而一直降价销售，从2006年的零售价23元到近几年，一直维持在20元左右。

　　“紧缺药品很大一部分是廉价药。尽管发改委对药品价格放开，但低价药还是有规定和限制。”一位国内制药企业的市场销售人员表示，“低价药短缺与国家药品招标有很大关系。药改看似挤掉了中间的水分，但医院是以某地区最低中标价来砍药厂的价格，本身就没什么利润空间的低价药就更没有生存空间了。”

　　据悉，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曾专门调研药品短缺原因，干荣富介绍， 一是药品短缺非偶然，近年来时有发生。2003年“非典”时期，流通环节囤积导致了“非典”药品短缺以及哄抬价格的情况;2004年发生5%碳酸氢钠溶液生产质量出现问题、生产企业相继停产，导致5%碳酸氢钠的供应不足事件。

　　二是医院常用药和小品种药品是常见短缺种类。比如医疗机构经常使用的、用于治疗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药物，分别用于治疗偏头痛、用于治疗癫痫病的麦角胺咖啡因、苯巴比妥等，这类药品虽然数量不多，却可以满足八成左右患者的用药需求;小品种药品也是短缺的种类之一，有些小品种药品也可称孤儿药，是指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罕见病的药品。三是价格低廉、疗效理想的药品出现断供日趋频繁。

　　 政府应承担相应责任

　　“药品紧缺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对这些药品最起码应该予以保证、配备和组织生产。”干荣富表示，“政府必须要管，这是不能推诿的责任。对生产企业来说，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4月29日，国家卫计委发布《2016年临床必需、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药品定点生产企业招标公告》，将9种药品通过招标选择生产企业，为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公立医院供应定点生产品种。

　　包括马来酸麦角新碱注射液、注射用放线菌素D、氯解磷定注射液、注射用促皮质素、地高辛口服溶液、硫酸鱼精蛋白注射液、复方磺胺甲基异噁唑注射液、注射用盐酸平阳霉素和注射用对氨基水杨酸钠等9个药品。

　　近年来，国家多个部委出台过针对短缺药品的供应的应对政策。2014年5月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发改委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目录》。 2015年1月国务院7号文，6月卫计委70号通知，提出急(抢)救药、妇儿专科用药直接挂网采购。2015年3月10日，去乙酰毛花苷等4个基本药物首批定点生产。但“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上述临床必需的药品常常断档。

　　一位在药企工作多年的专业人士对此次政策也并不太看好，“政府之前也曾经定点几家企业进行短缺药的生产，本来也是寄希望于统购统销。但医院的采购量并没有扩大，本来就是以数量换取利润空间的生产厂家无利可图，后来不了了之。”

　　对此，干荣富表示，“虽然政府唱主角，但毕竟由于利润少，对企业和医院的吸引力都不大。”所以在“保证原料的前提下，要对定点生产的企业有一定的政策倾斜。发改委保证利润空间，工信部保证生产，卫计委保证临床使用，CFDA要保证药品质量，多部门联动进行监管。”

　　而对于用药的医院，“哪怕中间利润再少，为了治病救人也要配备救命药。考虑到药占比新标，也可以考虑用比如DTP的形式、院外药房等配备。”另一种解决途径则是从医药产业角度考量，很多中国短缺药均可以便宜的价格从印度买到。

　　印度是仿制药大国和强国，大量药品价格低廉、出口欧美国家。与专利药相比，仿制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质量以及适应症上几乎完全相同，但均价只有专利药的20%-40%。据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善联介绍，“印度药80%的原料来自于中国，由于重视研发、制备工艺且政府大力支持仿制，加上监管很严，仿制药质量不错。”

　　 如何解决廉价药短缺问题?

　　相关人士建议，必须在国家的相关部门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统一管理紧缺药品。它负责统一规划，统一统计管理。比如说一年到底有多少病人，每一种药应该生产多少，还有价格制度，300种短缺廉价药品的单独定价，要跟厂家去定点生产。

　　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健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这其实已经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说到底，还得靠改革，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